历史，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1篇: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2篇: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但是党内外有些同志对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等有一些疑惑，这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１）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２）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４）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3篇: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这段历史作出郑重结论。《决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的，却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对此，《决议》已作了说明，指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在《决议》通过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也指出：“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但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论述，就会发现上述说明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议》之所以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关键还是由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决定的。
《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揭露和批判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路线，一方面是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了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抗战初期发展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这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清算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表现形式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入手展开整风运动，教育全党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942年3月毛泽东强调，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指出，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后来也指出，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发生在中央领导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因此，《决议》强调：“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围绕核心问题的解决，《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是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危害和错误产生的根源，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详细对比论证。这样，不仅有力揭露和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系统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
对《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其内容的主体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讨论历史问题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拉开了讨论历史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运动的大幕。而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上。此前，毛泽东在审核中共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主持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的资料，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路线作了一个清理和总结。由于当时党内思想认识还不一致，这个草案被搁置起来，但它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内容被后来起草的决议稿所吸收。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历史问题文件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中间又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年春，毛泽东对草案稿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是“若干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不可能涉及全部历史问题。正如前几个草案题目显示的，《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从时间跨度看，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从内容看，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对《决议》这种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在这个短短的历史议案中，要把24年的历史都写进去，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基于这种考虑，《决议》对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较少。这也正是《决议》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1991年，胡乔木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指出：“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胡乔木这一阐述，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决议》的意图和思路。
对是否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毛泽东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三个时期进行了分析。对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概括地列举了几项主要工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不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结论，是在1944年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争论作了系统回答，指出：“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是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重新起草决议后的几个草案稿，还都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45年3月底，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作出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写《决议》不是“修党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肩负特定历史使命的政治文件，《决议》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在当时条件下，《决议》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或者说作不作出结论对当时现实的影响不大。如果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反而会影响核心问题的解决。这启示我们，只有把《决议》放到它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放到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研究，才能深刻领会和准确认识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
第4篇: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集延安时期全党学习研究党史之大成，是中共党史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
一、《决议》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为此，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史称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一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高度重视全党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号召全党同志都应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自身的历史。根据整风运动的需要，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大型文件集，后又编印了《两条路线》，作为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史之用。此后，在全党形成了研究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延安整风后期进入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经过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广泛讨论修改，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到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二、《决议》的主要内容
《决议》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此种结合的代表。第二部分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发生的问题，简要进行了阐述，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认为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第三部分论述了从1927年以来到遵义会议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第四、五部分论述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表现及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根源及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第六部分结合党的历史上与“左”、右倾错误的斗争，指出“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第七部分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宝贵经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三、《决议》的地位作用
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决议》对待历史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所持的郑重态度都成为以后党史研究的范例。
1.《决议》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批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决议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加强全党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2.《决议》的形成通过，是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先导。研究党的历史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全党在比较之中，开始对毛泽东有了全面的评价，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研究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整风运动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决议》从政治、军事、思想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确认了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决议》在高度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光辉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地记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以及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各方面开创性地提出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勾画出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最初的比较完整的权威性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树立了自己的旗帜，实际上代表了第一次历史飞跃的实现。
3.《决议》对党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党史研究应实事求是地进行。从《决议》形成过程来说，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甚至成立了由党的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决议》草案的若干个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力求还党的历史以真正的面目。《决议》的内容基本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够以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为依据加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对党史人物甚至党自身发展的评价坚持一分为二、客观分析的态度。《决议》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各个时期存在的问题也直言不讳，指出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所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决议》还针对错误进行分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纠正方法，指出克服“左”右倾思想，必须深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党对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发扬党内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应该是《决议》之所以能长时间发挥重大作用的原因之一。三是突出了党的历史对党的建设及党领导革命的借鉴意义。《决议》明确指出：之所以要对党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总结，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党的历史也有重要启示。
